商戶卷入外賣大戰,有沒有贏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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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《財經》研究員 樊朔
平臺提供補貼,本質是爭奪用戶和市場份額,這種行為過去有,未來還會存在。需要認識到,合理的競爭并不需要干預,而“內卷式”的惡性競爭,必須予以規制,預防“燒錢圈地割韭菜模式”反復重演
8月1日,美團、餓了么、京東三家外賣平臺先后發布聲明,承諾將規范促銷行為、合理規劃發放補貼、不做非理性促銷活動、不以顯著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等。
已持續數月的外賣大戰,似乎正逐漸平息。
此前的7月18日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會同國家網信辦、人社部、商務部等部門集中約談美團、餓了么、京東到家三家外賣平臺,要求平臺企業嚴格遵守《電子商務法》《反不正當競爭法》等相關法規,理性參與市場競爭,杜絕通過算法壓制商家、騎手,或引發惡性價格戰等行為。
隨后的13天,《財經》查閱三家外賣平臺發現,盡管“0元購”“滿18.8元減18.8元”逐步消失,仍然可見平臺持續向用戶發放大額優惠券,但社交媒體上關于優惠的營銷內容日漸減少,話題的討論度也在降低。
不同地區的多家餐飲商家在接受訪談時的反饋,呈現出“冰火兩重天”的狀態:部分受訪商家成為“贏家”,單量持續增加,盡管每單的平均利潤壓縮,但整體利潤實現了增長,他們甚至樂見平臺“開戰”;但更多的受訪商家則面臨成本增加,缺少可持續的現金流參與外賣大戰的困境;更讓他們擔憂的是,平臺對外賣補貼帶來的價格優勢,正在挑戰堂食的經營模式。
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呂來明曾參與《電子商務法》的起草和研究,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外賣平臺競爭。在他看來,平臺提供補貼的本質是爭奪用戶和市場份額的價格競爭,“全面禁止”平臺補貼無法律依據,也沒有必要。此輪約談中,監管部門要求平臺“規范補貼行為”,目的是防止過度、無序的惡性競爭。
“贏家”樂見其成
部分商家對外賣大戰持歡迎態度:他們要么對外賣平臺擁有較強議價權,要么采取了獨特的運營策略加以應對,通過適度降低在外賣平臺上的商品利潤率,不僅撬動了平臺的補貼,還換來了更多的銷量。綜合計算,“贏家”們整體毛利有不同程度的增加。
菜菜在黑龍江經營著一家快餐店,算是此次受訪商戶中的最大贏家。她透露,由于自家店鋪是當地比較知名的老店,具有比較強的議價能力。在外賣大戰中,菜菜與外賣平臺業務員談判的結果是任何優惠券她只負擔1元-2元,其余均由平臺負擔,因此外賣大戰對她的利潤率影響不大,反而由于單量激增,總體的利潤率也增加了。
這樣的議價能力取決于商戶的實力。菜菜認為,如果是新店,面對平臺可能會更弱勢,需要負擔比較高的優惠金額。
小西在杭州經營一家自有品牌的面包小店。在這場外賣大戰中,她的策略是僅上線店內利潤率最高的品類,也算是“贏家”。
小西表示,平臺向用戶發放的大額優惠券中,商家也需要承擔一定的優惠金額,不同的優惠券比例不同,商家承擔的比例大概在 30%至70%之間。雖然這意味著商家上線的單品利潤下滑,但平臺給予的補貼極大提高了單量,整體毛利有所增加。小西舉例,此前她的某個單品在某一外賣平臺的月銷量是150單左右,目前可以達到800多單,單均利潤下降了15%,但總利潤增加了不少。
小西總結,外賣補貼戰下,平臺的玩法發生了變化,平臺上經營的商戶必須隨機應變,調整打法,適度調整利潤預期,承接流量并變現。
呂來明了解到,幾家連鎖品牌亦屬于在外賣大戰的“受益者”。
這幾家商戶普遍反映,外賣平臺的激烈競爭對業務產生了積極影響。補貼后,訂單量增長超過1倍,營收增長30%至60%不等。在補貼成本分擔上,平臺承擔大部分,但比例不一,大致在70%-90%之間,商戶也承擔一部分。
這些商戶對補貼戰持歡迎態度,并樂見多平臺競爭。在他們看來,由于平臺承擔了大部分補貼,自己并未虧損,反而整體收入增加。
“輸家”進退維谷
與贏家相比,大部分受訪的商戶卻認為自己在外賣大戰中承受了壓力,“賠本賺吆喝”。
面對外賣大戰,廣州的一家果切店老板林林的策略是:堅決保住現有利潤。
林林表示,他店里比較受歡迎的單品是水果撈,線下定價為每份12元,外賣價格為每份25元,他計算過,只有定到這么高的價格,在扣掉平臺傭金、優惠券、配送費等,線上銷售到手的收入才能與線下持平。
但林林的感受是,作為非品牌店,小商家獲得的流量在變少,單量有所下降,綜合來看,整體收入在下降。
林林認為,大量的流量和競爭可能僅向品牌店傾斜,這就造成了馬太效應,小商家的生存更加艱難。
但也有品牌商戶也公開表達自己的壓力。7月14日,北京連鎖快餐品牌嘉和一品董事長劉京京在微博發文表示,在外賣大戰中,顧客享受到的各種滿減、補貼,每10元,平臺只出3元,商家要補7元。劉京京坦言,“商家不參加補貼活動,就沒有流量。被迫參加了,來的也是賠本賺吆喝的羊毛單,員工快累趴了,餐廳也快賠干了。”
由于平臺的算法規則與具體補貼方案并非公開可見,不同種類的的優惠券雙方承擔的比例也會有變化,只能從商戶反饋和行業協會的表態中總結一些規律。
受訪的商戶對補貼機制有多元化的反饋。例如,有商家透露,美團的“滿38減18”優惠券,其中的成本是由商戶承擔12元,美團承擔6元;另有商戶曬出訂單,一單總價42.9元的消費,商家承擔補貼27.9元,平臺補貼14.99元,顧客只付了1分錢。
綜合而言,商家的負擔主要集中在技術服務費、配送服務費、促銷參與費用等。
例如,美團明確表示,其向商家收取的技術服務費(即傭金)為 6%–8%,這是平臺真正收入的部分。
餓了么將傭金拆分為“技術服務費”和“履約服務費”:其中技術服務費約為訂單金額的8%,設有保底價格(如每單1.3元);履約服務費則按配送距離、時段等浮動計價。
京東公布的固定傭金率為5%,2025年2月11日至5月1日入駐“品質堂食餐廳”的商家可享全年0傭金承諾優惠。
在實際運營中,配送服務費則與配送距離有關,距離越遠,配送服務費越高。
但在受訪商戶看來,在實際運營中,商家需要負擔的費用基本在訂單價的20%以上,有時會達到30%以上。在外賣大戰中,平臺發放的所有大額優惠券仍然需要商家負擔一部分,只是負擔的比例有所不同。因此,當商家主動或被迫選擇參加平臺的補貼活動時,可能會承擔更高比例的促銷成本,進一步壓縮利潤。比如,若商家購買廣告、流量推廣服務,則需要負擔費用則會更高。
呂來明坦言, 平臺補貼規則中的差異化對待、平臺內經營者需承擔一定比例的費用等措施,的確可能導致部分小微經營者面臨兩難——不參加補貼沒有流量、參加補貼又負擔不起成本。因此,平臺需要合理制定和優化補貼規則,充分考慮商家的難處。
從行業協會此前的呼吁中,也可以找到一些涉及平臺補貼規則“公平性”和“透明度”的端倪。
7月15日,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發文要求,平臺方不得通過“流量傾斜”“搜索降權”等方式強迫商家參加價格戰,倡導平臺公開算法規則與補貼機制,尊重商家選擇權、定價權和知情權,并強調提升服務品質與合規經營路徑比拼價格更重要。
自5月起,中國烹飪協會與多個省市餐飲行業協會(包括湖北、陜西、云南、北京、洛陽、珠海等地)多次聯合發布倡議書,強烈呼吁停止“內卷式”價格競爭,抵制平臺“百億補貼”“0元購”“滿減”“免單”等非理性低價促銷行為。
線下生態遭侵蝕?
相比于外賣大戰中收入下滑、“賠本賺吆喝”,一些商戶現在最擔心的是,由于線上補貼帶來了外賣低價優勢,假以時日,傳統的堂食經營模式可能會遭遇顛覆性挑戰。
北京朝陽區一家快餐店的老板李云有些進退維谷。這幾年餐飲業承壓,“如果不做外賣,生意就更難做”,如若不參與外賣補貼,也擔心錯過吸引顧客的好機會。但她發現,自從平臺補貼大戰升級,線下客流明顯被“虹吸”——堂食的客人正慢慢變少。
這也代表了受訪的部分中小商家的觀察和擔憂:堂食客人的減少會嚴重影響線下餐飲的生態。
多位消費者表示,自己原本習慣于選擇辦公室附近的餐廳吃工作餐,如今因為點外賣更便宜,且不需要排隊,大部分時間會選擇點外賣。
平臺的“低價引流”策略改變了用戶習慣,也改變了部分商家的經營方式。
小董在深圳經營著一家糖水店,他表示,在外賣大戰之前,外賣單與堂食單往往能夠做到互補。
小董的策略是,堅持堂食外賣同一品質的基礎上,維持堂食的高客單價作為利潤的核心來源;外賣單只為吸引線上下單量和流量,所以利潤微薄。但外賣大戰之后,這一策略產生了副作用:在補貼的作用下,越來越多的客人發現點外賣比堂食更便宜,甚至會選擇到店點外賣,然后直接在店內就餐,這導致小董的堂食單量下降了近60%。
李云表示,有些“聰明”顧客會直接在店里將要點的菜品分兩次或三次下外賣單,每單都使用優惠券。
“很多充值辦卡的熟客,可能慢慢也會轉向去外賣平臺下單然后在店內就餐。”小董說。
思考再三后,小董決定不再參加大部分外賣補貼活動,除了免配送費,點外賣的顧客無法享受任何優惠。但顧客的習慣調整并沒有那么迅速,停止補貼兩周后,小董發現,堂食的訂單量有所回升,但還未回到之前的水平。
李云則坦言,這次外賣大戰中她也想過,之后干脆放棄堂食服務,降低房租與人力成本,轉型為“純外賣廚房”或者“共享廚房”。
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表示,如果商家只做外賣,會更加依靠外賣平臺的推薦算法,為拿流量被迫降價并承擔高額推廣費用,每單凈利潤可能會不到 1 元。據他觀察,大部分純外賣店的無法維持超過兩年。
行業協會的發聲也印證了商戶給我們的反饋。2025年7月,中國烹飪協會直言,平臺高額補貼導致外賣價格低于堂食,大量消費者轉向線上,餐廳仍需承擔高昂的房租、人工、稅費及高額平臺活動費。這種“低價引流”的模式擠壓了堂食空間,導致餐飲企業陷入“有訂單無利潤”甚至“賠本賺吆喝”的困境,經營壓力持續加大。
此外,中國烹飪協會表示,平臺補貼資源過度向頭部品牌傾斜,中小餐飲企業難以獲得有效曝光和流量支持,生存空間受到擠壓,市場不公平競爭加劇,行業“內卷”嚴重。
中國烹飪協會并未對“頭部品牌”做出明確的標準和定義。但前述業內人士認為,真正有能力參與外賣大戰的“頭部品牌”,其特征是有專屬運營團隊、強大的議價能力,可以拿到更低傭金和流量包,也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。
外賣大戰還會持續嗎?
過去十年,中國外賣行業曾經歷多輪激烈的“資本+補貼”的商戰。
2015年前后,餓了么、美團、百度外賣“三國殺”,各自拿下巨額融資,對用戶、騎手、商家進行巨額補貼。
2018年,百度外賣退出戰場,此后形成了美團、餓了么“雙雄”并立的格局。
2020年-2021年,隨著疫情催生“宅經濟”,外賣訂單暴漲,美團和餓了么再度短期提高商家補貼和流量紅利,隨后逐步收緊。
不過,2021年后監管加碼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《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》,明確要求平臺“不得強制‘二選一’”,并對平臺抽成、數據使用、騎手權益提出要求。
同時,監管部門還開出罰單。2021年10月8日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因美團實施“二選一”壟斷行為,對其處以34.42億元的巨額罰款,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。美團被認定利用市場支配地位,通過要求商家獨家合作、收取高額保證金及利用算法進行流量限制等手段,排除、限制市場競爭。此次處罰還要求美團全額退還獨家合作保證金、完善平臺傭金機制、保障平臺內商家及騎手合法權益。
本次外賣大戰同樣引起了監管層面的注意,兩度約談外賣平臺。
5月13日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聯合中央社會工作部、中央網信辦、人社部與商務部,對美團、餓了么和京東進行集中約談,重點針對行業過度補貼、惡性價格戰及潛在的不公平競爭現象。
7月18日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會同國家網信辦、人社部、商務部等多部門再次集中約談美團、餓了么、京東到家。
各地監管部門也先后跟進。
上海市場監管部門向媒體表示,已向有關平臺同步了解了具體情況。新修訂的《反不正當競爭法》將于10月15日正式實施。為確保新法有效實施,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已組織開展針對相關平臺企業的法律宣貫工作,要求其積極自查自糾,防范不正當競爭行為,營造公平有序的營商環境。
7 月 22 日,鄭州市市場監管局對三家平臺再約談,開出“六條硬任務”:限期復核入駐商戶資質,清退“幽靈外賣”;推廣“互聯網+明廚亮灶”及“食安封簽”全覆蓋;明碼標價,禁止虛構原價、先漲后降;建立在線糾紛快速解決通道;杜絕刷單炒信、虛假評價;對違規商戶建立曝光機制。
約談后,外賣平臺的補貼力度有所收縮,此前大額的“0元購”等優惠活動有所減少,但仍然存在著大額優惠券。
外賣平臺仍在為用戶發放大額優惠券,來源/平臺截圖
呂來明認為,這一輪外賣大戰的補貼行為與此前外賣平臺“二選一”的行為有所不同,“二選一”在《電子商務法》相關條款中已有明確規制,同時以《反壟斷法》為依據進行過平臺經濟專項整治。一般而言,經營者補貼行為作為價格競爭手段,其合法性判斷關鍵在于,是否為了排擠競爭對手“低于成本銷售 ”。
呂來明坦言,在外賣大戰中,對于“低于成本銷售”的認定十分困難,原因在于定價機制復雜。例如,“0元購”對消費者而言是免費,但若平臺全額補貼商家,則商家并未低于成本價銷售。再有,平臺補貼本質上是為獲取市場份額和流量而支付的成本,其計算方式遠比線下零售復雜。
因此,呂來明認為,“低于成本銷售”應結合個案具體判斷,不應簡單寬泛認定。在不能明確認定“低于成本銷售”的情況下,作為預防風險的手段,監管部門通常適宜柔性監管措施。
呂來明表示,平臺補貼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帶動消費的作用,只要符合自愿原則,商家受益,也沒有侵害消費者權益,或導致市場動蕩無序,常態化監管中應當允許。但如果出現嚴重的負面效應或明顯違法行為,或者引發其他需要緊急控制的事件,則應當及時予以干預。
呂來明以幾年前的社區團購舉例,當時平臺也存在大量補貼行為,并因此受到了監管部門的處罰,理由通常是認定為“低于成本銷售”。盡管從性質上講,這與當前外賣平臺的補貼并無太大差異,但當時之所以引發強力監管,主要原因在于來自傳統商販和小超市的強烈反彈,認為平臺補貼嚴重影響了其生計和就業,引發社會和輿論關注。
據呂來明觀察,各平臺后續在社區團購業務中并未完全中斷補貼,只是程度和幅度有所降低,監管部門也未有進一步的處罰跟進。
8月1日,在三家外賣平臺發布公開聲明后,呂來明預測,未來平臺策略可能有兩點改變:一是補貼仍將進行,但收縮大張旗鼓的營銷;二是控制或避免可能被認定為低于成本銷售的極端性的補貼措施,如“0元購”等。
“平臺補貼的競爭方式以前就有,當下還會有,以后還可能在其他場景下出現,因為它本質上是市場機制中價格競爭手段的應用”。呂來明總結,對于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應當予以規范和防范,制止傾銷,預防“燒錢圈地割韭菜模式”反復重演,但不宜一刀切地禁止。
(應受訪者要求,菜菜、小西、林林、小董、李云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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